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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0
独生子女一代开始“负重”
今年34岁的陈扬是头顶着基本国策出生的，是“优生优育”的产物，是墙上标语“只生一个好”的那“一个”。
她享有父母全部的爱和投入，5岁学舞蹈，10岁学钢琴，她在家庭的托举下完成“向上流动”。
她一直是“优等生”，考上名牌大学、成家立业，顺风顺水，直到母亲患上癌症要手术，她才理解两代人的“生门”。
像很多独生子女一样，她被护士从产房抱出来，迎接她的是七大姑八大姨，又一个中国家庭的“小皇帝”诞生了。而今，母亲面临着“生门”，陈扬没有兄弟姐妹可商量，她一个人的决定都可能关乎母亲的生命或是余生的生活质量。
陈扬们可能是政策意义上的唯一一代独生子女，分散在约1.6亿户家庭里。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很多人口学家在研究时把1976年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起点。若从那时算起，诞生于政策之下的独生子女中，年龄最大的已过不惑之年。曾有学者估计，2015-2050年是中国大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的关键时期。
如今，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陆续步入退休年龄，他们的养老问题，在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调研、测算、呼吁了多年之后，终于开始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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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电话时，正是陈扬一周中工作最忙的时候。母亲做了肠镜，结果显示是肠癌。听到这个消息她出神了一两分钟，当即决定请假回家。所有的亲戚给她打电话时几乎都会哭，但她觉得还远没到要哭的时候。
收拾自己和女儿的行李时，陈扬开始在心里列日程表，需要请几天假、带母亲去哪家医院确诊、回家要跟父母说什么话。“因为所有的事情只能自己一个人，所以没有时间崩溃，脑子特别清晰。”
她曾在别人的故事里想象自己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那种想象跟真实发生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连倒班的人都没有。”
在一个航空母舰式的医院里，父母拿着单子根本不知道往哪走，她领着父母去不同诊室，做各种检查。
母亲住院手术，她和父亲陪床，白天姨妈过来替换父女俩。吃饭就是随便在医院门口对付一下。她那时觉得“独生子女特可怜”，“你不可能什么都行，你不能什么都能做到。”
把母亲接到北京治疗后，她开始在家与医院间“折返跑”：上午照顾女儿起床穿衣，然后去医院陪母亲，赶在晚高峰前开车回家。
晚上她哄女儿入睡。那段时间，两岁多的女儿学会一句话：“妈妈洗手。”因为妈妈去医院陪姥姥了，妈妈要洗手。
“我妈以前老跟我说，妈妈可能有的时候不能帮你太多，但至少可以做到不给你添负担。你们以后孩子要管，老人要管，管不过来的。”陈扬说，“但那时我知道，这个日子提前来了。”
陈扬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结合被学者称为“双独家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曾推算，2011-2060年间，城乡中的双独婚姻占比约为10-35%，最高概率为34%，出现在2030年；单独婚姻则基本处于40%-50%之间。
陈扬有同事也是“双独家庭”。结婚后，先是同事的婆婆因心脏问题住院，过了两三年，公公查出患有癌症，小两口的假期几乎都是在病榻旁度过。后来，母亲又病了，夫妻俩辗转1000多公里照顾双方父母，攒下了厚厚一沓火车票——为了省钱、省时间，他们一般坐夜里的火车回家。同事解释，“因为我们没有别人可以依靠。”
3位老人病情基本稳定后，同事突发脊柱炎，医学上的解释是，免疫力下降导致炎症暴发，并且集中在脊柱内。“早上醒来就像僵尸一样，起不了床，也翻不了身”。照顾3位老人的这些年，同事生育的黄金时期悄悄流逝，最终和丈夫决定加入丁克一族。
生活里经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一个早晨，陈扬正在给女儿穿袜子，从丈夫口中得知婆婆昨夜咳血，一瞬间，“我整个人从脖子到脚后跟都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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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扬出生的前一年，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标题为《一大群“小皇帝”》的文章。给中国这一代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
1986年，《中国作家》刊登了《中国的“小皇帝”》文章，文中称独生子女们“凌驾于家庭、父母及亲属之上”，“几乎无一例外地患上了‘四二一’综合征”。(“四二一”是指由4个老人，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家庭结构。)
接受采访的80后都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小皇帝”“垮掉的一代”“无法承担起历史的重担”等标签几乎伴随80后独生子女的出生与成长。同时他们认为“小皇帝”的生活离自己太遥远，也从未把自己与媒体中的形象相联系。
“我们家是普通工薪阶层家庭，但是父母会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给我最好的。”回望父母对自己的教育，陈扬认为父母没有功利性的目标，只是希望更多地培养孩子的兴趣。
1991年，陈扬5岁时，父母送她去省歌舞团学舞蹈，5年后她拥有了一台德国进口钢琴，小学毕业跟着老师飞到三亚去参加夏令营。父亲还给她买过一辆6挡变速很酷的山地车，尽管她很少骑。陈扬的表妹很小开始学外语、学电子琴和国画，“可能那一代父母已经很重视教育了”。
母亲生病前，陈扬对“独生子女”没有概念。她的玩伴除了同学，还有表妹们，姥姥家曾是孩子们的游乐园和食堂。姥姥通常要做10口人的午饭。
与陈扬相反，另一位独生女仍记得儿时的孤独感。母亲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父亲是远洋船员，她从3岁开始被长期托管在幼儿园，每周只有1天回家。父母外出时她被反锁在家，她喜欢趴在窗台上看楼下的人。过年，一个人无聊地把成串的小鞭炮拆成一个个的，点着放。
她羡慕周围有哥哥姐姐的小朋友，也会慷慨分享自己的东西以交到更多朋友。在她看来，这也影响了自己的成长和性格——不自信，很懂事，渴望友谊，习惯去取悦别人。成年后，她早早结婚，后来又离婚，她反思，轻率结婚是太渴望得到爱了。
20世纪初，一些教育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曾指出独生子女存在某些个性弱点，比如胆小、谨慎、恐惧、不合群、孤僻、任性、娇气、利己、嫉妒、易怒、固执、心理不稳定、社会适应能力差、性格不健全，品质、道德落伍，这些缺点被称之为“独生子女综合征”。南京大学特聘教授、独生子女问题研究专家风笑天认为，如果没有非独生子女作为一种参考框架，我们就无法对独生子女的发展状况进行衡量和评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
“我爸说活着要‘向上’，‘向上’就是你一直去期待一个更好的，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有一种昂扬开朗的精神状态，然后就是要快乐，平安。”陈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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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独生女蔡冉冉称自己也一直接受“向上”的教育，而且更为具体。蔡冉冉的母亲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通过考进卫生学校而获得在城里医院工作的机会。
“她对于我的要求就是，进入大城市工作生活。”蔡冉冉延续着母亲“一代要比一代好”的期待，她希望自己7岁的女儿将来能考进国内Top3的大学或者到国外读书。
美籍华人学者冯文在1997-2002年访问了大连的100多名独生子女和他们的家庭，并写成《唯一的希望》一书。她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发点，是要把更多资源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提高人口素质”，这样中国才能与第一世界国家竞争。
她认为，独生子女对于精英身份的普遍渴盼导致了快速的“学历通胀”和教育系统与就业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家长们将大量家庭资源用于对独生子女的投资，尽可能使他们在向上的流动的竞赛中占据优势。
1997年，中国正式启动“高校扩招”的政策，增加了80后进入大学的几率。
一位接受采访的80后独生女表示，自己从小在学校的家属大院长大，父亲是教师，母亲在事业单位工作。为了让她长得更高，她每天饮食里有一斤牛奶两个鸡蛋，母亲也“交过很多智商税”，比如买过电视广告中“能帮孩子长个子的鞋”。
母亲对她管束严格。她要写日记、周记、考试分析，过年回老家赶上下大雪，和小伙伴疯玩儿后，她需要额外写一篇关于雪的作文。
陈扬身上背负着一些原本属于上代人的梦想。母亲的理想是读人大新闻系，考了两年都没能考上，最终放弃了。“所以她就会对我有一种去读名校、去北京的期待。”陈扬坦承。
从5岁开始，陈扬的母亲会让她写日记，而且每天都会检查。陈扬读书时理科很好，大学特别想选理工科，但是父亲“很固执”，认为她有写作的底子，读文科至少是不会失败的选择，而且女生学理工科太苦了。
“别人家的孩子”也悄然从父母口中蹦出来。一位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独生女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一生都笼罩在被比较的阴影里，总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我妈整天拿别人家的孩子来比较，老说你看人家怎么怎么厉害。小时候，我学习也挺好，妈妈在外头炫耀，可回家里，妈妈又嫌弃我‘秀’，让我更加努力。”她说，“我一生都被这种东西笼罩着，我为什么工作这么拼，因为我根深蒂固地老觉得我不优秀，我要向这个世界不断证明自己。”这种“内在的驱动力”让她觉得痛苦。父亲过世后，母亲与她一同生活，每当母亲要用同样的“陈年句式”勉励外孙女时，她都会立即阻拦。她给女儿讲米歇尔·奥巴马的故事，希望女儿“快乐、自信，寻找自己的优点，能特别勇敢地去做自己”。
她说：“我想我老了，女儿大了，她有她的生活，我一定要有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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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医院与家之间“折返跑”，母亲的生病也冲击着陈扬的观念。
将母亲接到北京来看病后，接受多年精英教育的她做了以前从不屑于、也不会做的事。
她给主刀大夫送礼、送钱、发很长的情真意切的短信、每天给他们的微信运动点赞，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忘记自己。家里酒柜上的酒已经快被她送空了。
“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想的都是我妈，没有任何我送不出去的东西，或者是我不好意思说的话，我根本已经不在乎怎么求别人了。”陈扬说。
母亲的病情不乐观。一次会诊后，医生表示不太愿意收治。在医生办公室，陈扬一下子就哭出来了。“我说教授求你救救我妈吧。我一般是不会哭着求人的，但是那一刻，那是我唯一能抓住的希望。”
陈扬坦言，自己原本不想当官，也不渴望特别多的财富。只想活得独立，带一点审视的眼光。“我第一次认为，一个人想要自由自在地活着真的太难了。”
最近有一次跟朋友聊天时，她脱口而出，说自己“混得特别差”。
“我以前根本没有这种感觉，甚至都不会用这种词。有人很轻松就能让父母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但我远远都达不到。”陈扬说。
母亲的医药费，除去报销的部分，陈扬负担的也就两三万元。但母亲已经给了她好几次钱了，还给她买很多东西。母亲也会假装不经意地向陈扬丈夫透露，自己已经把钱给了女儿，不会让年轻的小两口负担太多。
“我妈会说觉得特别对不起我这种话，你没好好工作，也没好好照顾孩子，还累成这样，你看把你为难的。”陈扬有些后悔没选一个能给自己更多回报的工作。或者即便选了现在这条路，也要比现在更努力，做得更好。她觉得“自己曾经所有的懒惰，所有对于享受生活的追求，都是一种浪费，在母亲的生命面前，那些所谓的独立批判、和而不同，变得有点滑稽”。
在同事眼里，陈扬身上有着“很叛逆”的一面，甚至有一点“故意反叛原生家庭”的意识。上大学时，陈扬把母亲扔出来的破洞牛仔裤、骷髅图案T恤，重新塞回行李箱。
“我对父母的依恋不仅仅是害怕失去，更是我应该做的事，是一种责任。我做不到就是我无能。”陈扬觉得自己一直“活得很自我”，“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这么‘旧’的人”。
陈扬说，她曾经一直觉得自己是匹自由驰骋的野马，现在发现“自己就是一个推粪球的屎壳郎”。
“我和我父母都是爱对方超过爱自己的人，我能接受自己受苦但是不能接受父母受苦。”另一位80后独生女表示自己也是“旧”人，但她不确定这种情感牵挂是否与“独生子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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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部分通过“向上流动”进入大城市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面临着叠加起来的多个问题。
“钱”是绕不开的话题。在一个“双独家庭”中，夫妻双方凑够了婚房的首付，几乎掏空了两家老人的积蓄。现下，两人每月要还1.6万多元的房贷。他们只能寄希望生活里不出现任何意外，“抗风险能力太差了”。
蔡冉冉无疑是幸运的一个。她和丈夫积累了几套“新一线城市”房产，这让她多了很多安全感，也成为了这座城市里年轻的“中产”。她坦言，已有的房产中有的来源于双方父母的赠予。
父亲患上尿毒症后，她花30万元为父亲买了家用透析机，腾出来一间屋子放上消毒灯等，成为家里的“无菌室”，满足父亲“不想去医院”的要求。最近，她又买下医院附近的一套房子，方便将来父母就医。
另一位独生女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她为母亲买了一款每年保费30万元的保险，可以让母亲入住一家高端养老社区。但母亲不愿去，担心被女儿抛弃。她承担着母亲全部的情感依赖。
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她根本就抽不出更多的时间，母亲的保姆、医疗费用，孩子上国际学校的学费等，还有公司里几百号员工的生计，都要依靠她。
她不敢生病，也不敢想万一病了该怎么办，就连得个感冒都让她觉得怕。体检报告上，乳腺的结节、子宫里的肌瘤、甲状腺的结节更是让她不由自主地紧张。“我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天，同时又是我们家的天，我不能生病，不能倒下。”
在教育孩子上，她会警惕像母亲一样“没有边界的爱”，她给自己的晚年生活作了多种可能的规划，唯一确定的是，“我绝不会像我妈这一代人，把自己一切寄托在孩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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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独生子女的焦虑在父母生病那一刻被激活，李鑫的焦虑则来得更早一些。
1987年出生的李鑫是典型的“优等生”，考进清华大学前，他生活在安徽一座小城市，那时城市的核心区还没有清华校园一半大。“你在往金字塔上面走着，后面越来越远，家就在很远的地方。”
大二那年，他患上了1型糖尿病，需要终身注射胰岛素。母亲听到消息时，血压直接冲到200。李鑫觉得对不起父母，心想如果家里还有一个孩子就好了。“我内心觉得，他们应该有一个健康的‘备份’”。
父亲从安徽老家扛了一个小型电冰箱放到他的宿舍，母亲每天打电话关心他一日三餐和血糖值。李鑫能感受到父母的焦虑，做好健康管理成了这个三口之家最重要的事。
李鑫的一位90后朋友没有经历过父母大病，自己也身体健康，但微信朋友圈里不时出现众筹捐款的链接让她感到恐惧。她怕死，她也不讳言这一点。跟男友一起走路时，她总要走远离车道的一侧，然后半开玩笑地对男友说：“你家有两个孩子，如果你被车撞了，你爸妈还有你姐。可是如果我没了，我爸妈什么都没了。”
这位90后独生女想努力赚钱，将来接父母到身边生活。母亲为了减轻她的心理压力，嘲笑她“带着父母一起生活是落后的小农思想”。
“我们这代人注定是要住养老院的。”母亲显得时髦而坦然。但如果女儿太久没回家，她也会“扮可怜”向女儿撒娇，说自己这里不得劲，那里也不舒服，提醒她抽空回趟家。
为了弥补陪不了父母的缺憾，她去外地出差时，总要给父母寄一些当地特产，父母收到女儿快递的次数比见真人的次数频繁得多。
“第一代独生子女已成年，许多人的父母不到50岁就进入空巢期，他们平均要度过长达25年左右的空巢期。”风笑天表示。
去年，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呼吁，国家应出台独生子女护理假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河南、福建、广西、海南等10余省份出台了“独生子女护理假”相关规定，假期时间在10-20天不等。
在施卫东看来，独生子女家庭曾经为国家人口政策的顺利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推行独生子女护理假政策，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独生子女家庭的承诺和担当，也是对独生子女父母作出贡献的一种补偿。
陈扬还记得双方父母的几次见面，总是会提到将来要住养老院，花自己的退休金，对于孩子“只给爱不给负担”。
她内心不能接受父母在养老院度过晚年，但如果养老院条件非常好，父母在那里很享受的情况下，她也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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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李鑫有个习惯没有变，和父母在一起时几乎不做家务。一旦离开父母，他又变得非常独立，房间、衣物弄得干净整齐。“但有爸妈的时候就完全看不到任何活儿了。”
学者冯文在与独生子女父母访谈时，对方告诉她，自己小时候不能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因为他们必须与兄弟姐妹争夺父母的青睐。独生子女身份有免于做家务的更大自由，可能与父母宠溺自己的信念相关。
作为独生子，李鑫从小便参与家庭事务，尽管他“只有参与权、建议权但没有决策权”。小学5年级时，家里改善住房，父母会告诉他，房子多少钱，装修要花多少钱。父母的收入和家庭存款他都一清二楚。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李鑫觉得父母的视野和经历已经不再能支撑自己的选择。接触了师兄、导师、一起踢球的校友、那些“高层次的人”，他的价值观和事业心在改变，“离斯坦福很近，离家乡很远了。”
他在家中的地位也向“拥有决策权”转变。面对职业选择时，李鑫决定离开国企去创业公司，尽管父母“心里有一万个不同意”，认为“铁饭碗”更重要，但没能拦住他。
在他看来，父母在小地方生活几十年的经验已经无法给孩子提供建议，自己早已不是听从父母安排去上兴趣班的孩子了。
现今，父母的积蓄在他眼中已显得微薄，他帮父母做了理财规划。他成了父母认知生长的窗口。上大学之前，李鑫父母对北京没有太大的概念。他相信通过自己，父母对于清华或者对北京的熟悉程度，肯定会远远超过他身边的人。
李鑫羡慕多子女家庭孩子陪伴着长大的经历，但他又有很多“超出世界观”的困惑。比如他搞不懂，为什么父辈的兄弟姐妹间会因很少一点钱吵得撕破脸，但遇到家里的大事又会团结一致。
“我觉得我们很少会为这点东西去撕破脸，尤其是亲情。”他不知道这是否与成长在多子女家庭的经历和环境有关。“不仅是农村地区，城市里争房产这些事情少吗？”
在这点上，他觉得自己可能属于“孤立在中间的角色”。既看不懂父辈之间的争夺，更不想看到自己孩子有类似的行为。
母亲生病后，陈扬观察到，母亲对亲姐妹的信任和依赖值有时远高于自己。她向母亲解释很多次“化疗前的这个药是提升免疫力、保护细胞的”，母亲没有听进去。但是姨妈只给她讲了一次，母亲不仅听得特别仔细，还对陈扬进行“扫盲”。
“那就是姐妹俩，你知道吗？那是特别强大、坚不可摧的感情。”陈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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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从1953年的4.33人缩减为2011年的3.03人，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20‰以上降至2011年的4.79‰。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施行，持续多年的“独生子女时代”宣告终止。
在李鑫看来，社会老龄化太快了，“我觉得有责任和有义务，至少要两个孩子”。
早在四五年前，蔡冉冉的母亲便建议她趁早“生二胎”。母亲提出，如果第二个孩子出生，自己可以在55岁退休，继续帮她带孩子。蔡冉冉和丈夫同意了，但是二孩迟迟没有到来。
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间总有差别。数据显示，二孩政策并没有扭转新生儿“跌跌不休”的局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8年减少58万，这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连续3年下降。
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大约只在30%-40%。
“我现在一心在工作上，就为了将来能有条件让我女儿在竞争中有优势。”蔡冉冉说，和自己同层次的大学同学都在铆足劲工作，她们达成的一致看法是，“自己这个层次的人”的孩子将来才是激烈竞争中的主力军——太次的没资格，太好的有“金汤匙”。
蔡冉冉的女儿在一所公立幼儿园，每月1000元。女儿现在读的“幼升小衔接班”和兴趣班每月要8000多元。她看中的一所私立小学，“入门费”要30万元。二孩对她来说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更像是名利双收后的“锦上添花”。
陈扬在寻医问药和照顾母亲时感到了孤独。“如果不考虑养孩子的成本，我愿意再生10个”。但现下考虑抚养孩子的物质成本和付出的心力，她觉得只有一个孩子就够了。
很多独生子长大后才知道自己这代独生子女的“出厂设置”是“国家设定的现代化先锋”。有人说，希望能实现父母的培养心愿——“做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但也希望能担起对家庭的责任。
“先是眼前的苟且，才有诗和远方。”这是母亲生病后，陈扬认可的另一个新观点。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扬和蔡冉冉为化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雅娟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 玄增星 来源：中国青年报
标签： 愿孩子未来可期的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