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5月，学校开始征兵动员，有些同学报名参军。我的学习兴趣正浓，没有报名。过了不久，报纸，电台不断有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妄图反攻大陆的报道，社会上流传这次新兵要上前线的传言。报名参军的同学去体检时，不是眼睛看不见、视力差，就是走路异常等。学校征兵名额完不成，就动员全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班干部带头报名，上前线，保卫祖国。我们班长李先捷，文体委员李兆琪，学习委员余世华等几人无条件报名参军。
没过几天，6月20号左右，也没有体检，学校通知我们直接到纪念塔南明区武装部的新兵集中点集中，发了军装就到贵阳火车站上了火车，沿途有人敲锣打鼓欢送。我们的行李物品，都是学校派人给我们整理后寄回老家。火车厢是闷罐车（也就是货车车厢），上面铺了些稻草，白天坐在背包上，晚上打开背包，一个挨一个睡在哐啷作响的车厢里。我们这个军列有十多个车厢，估计有四、五百名新兵。每个车厢都有一至两名老兵带领。军列走走停停，有时候会车时，在车站停几个小时，又不准下车，车厢很闷；有时候走几个小时不停。到吃饭的时间，有时发干粮，大多在车站的兵站吃饭。记得到衡阳站时，大家下车吃饭，在一个像仓库的房子里，摆了几大捅米饭，菜是用脸盆装的，几个人围在一起，蹲在地上吃饭。因添饭的人太多，大家抢着添饭，把装饭的大甑子推得到处跑。
车到广东的韶关火车站后，已是晚上，列车甩了几节车厢。事后我们才知道下车的是到广州军区炮兵第一师25、26、209团的驻地。火车继续前行，到了花县火车站，又有一批人被点名下了火车，事后知道是到广州军区坦克营。我们班长李先捷下车了，到了坦克营。我们继续前行，到了广州天河车站，是终点站。有约三、四百人在这里全部下车。有的被军车接到万山要塞，我和李兆琪等近一百人被接到住广州太和的广州军区炮一师44团。由于我们是专科学校来的，又学过测量，直接将我和李兆琪等几人分到指挥连，测地排。其它的都分到炮兵排去了。指挥连连长焦正卿，排长肖家财。很快，我们就投入紧张的军事训练，背着二、三十斤重的经纬仪跑步和爬山；进行基线测量和三角测量、计算。由于我们有一定的基础，很快就掌握了炮兵测量的技术。营房离太和镇不远，约2公里，星期天就去逛街，买些生活日用品。广州夏天天气很热，我们到达广州时，正好是夏天，白天气温达到三十七、八度，晚上气温也有二十八、九度。房间很热，穿短裤睡都直冒汗，用扇子也不解决问题。因此我们贵州去的人的脚趾母中间、腋窝、腹股沟都长满热痱子，溃烂，走路非常疼痛。到部队后每人发了一个铁捅，中午，晚上，有时候早上都到冲凉房接一桶冷水，从头上冲下去，然后擦干，可以凉快一会。第一年的夏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1963年2月29日晚上二点钟，我们就被叫了起来，打好背包，急急忙忙到厨房去吃了面条，很烫嘴，吃得也很饱。因为谁都知道，不管你吃得多饱，只要在汽车上坐上半小时便饿了。吃完饭，背上背包就上了汽车。一台嘎斯车，坐了二十一个人，有我们指挥连的，有后勤部的，还有一些首长。车小人多，坐在上面，挤在一起，脚踩脚，你叫我喊，非常热闹。坐了很久，还没有走的意思。后来管理员提议把汽车的篷布拿掉，得到大家的拥护。七手八脚，很快就拿掉了。抬头一看，满天星斗。四周，除了人的吵闹声，就是小虫的叫声了。
汽车终于开动了。但是还没有走出营房，又停下了。过了一段时间，汽车才在广从公路上加速前进。
汽车加快了速度，耳边的风声也越来越大，身上越来越冷，都想往车中间靠，谁也没有心思去欣赏车外广州街道两边繁华的夜景了。
出了广州，天就大亮了。这时人们的精神也抖擞起来。随着汽车的快速前进，路旁的村庄、田野、工厂和美丽的风景，迅速被抛在了后面。
经过一天的行军，下午四点钟光景，我们这支先头部队到达了目的地——广海烽火角——祖国的南海岸。下了车，我们几个人带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爬上了停车附近的山头，第一次看见了大海。前面上川岛的轮廓隐约可见，海岛的两边便是浩瀚的大海，白云和海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水哪是天。军用望远镜在我们几个人手里传递，都想多看几眼远方的大海。
海风吹拂着我们的军衣，思想已飞向远方。在以前，觉得大海是那么神秘，是学生时代从小说或电影上看到的。如今看到了真实的大海，怎不叫人心旷神怡？
我们看够了海，又觉得时间不早了，就回到了汽车跟前。汽车马上又出发了，很快就到了宿营地。炊事班长安锅造饭，我们把器材，物资等从车上卸下来又搬上我们的宿舍—烽火角水闸闸门提升间。
晚上，周围漆黑一片，看不见一个老百姓，也看不见一点灯光。我们到我们住的水闸下面的船闸洗脸洗脚。下了回转形楼梯，又过了一坐便桥，到了船闸通道的水面。这是我们白天选好的地点。当毛巾放到水里去后，水面立即出现了一圈圈的火花，感到非常惊讶，毛巾在水里搅动越厉害，火光就越大。开始有点不解。后来一想，这不就是海火吗？这些水应该是海水了。将毛巾提出水面后，黑暗里，毛巾上也是一片磷光。我们非常好奇，玩了很长时间。我们还尝了一下海水，又苦又咸，但是非常清澈，静静地躺在水闸下面。后来才知道，由于这一片水塘里的海水长时间不流动，里面的生物死后形成磷含量增加形成的。
经过一天的行军，非常疲倦，整理好床铺，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休息，我和班长等到了广海街上。这个地方不算大，但是，特别繁华，和我生长的永兴镇小一点。街道上车水马龙；商店里人来人往；街面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招贴广告。街道建筑一色的广东风格。街道两边都是长长的走廊，下雨天逛街也不会被雨淋。我们到处逛了逛，买了些信纸信封，走出了广海。在我们的要求下，班长答应回去的路上顺便去海滩上玩。
来到海滩上，恰逢涨潮。海水淹没了整个泥滩，泥滩上面挨着山的是沙滩，海水很浑浊。举目一望，无边的大海波浪涟漪，波浪一个连着一个。天水相连的海面，飘着一片片树叶般的渔船。军舰在海面上一动不动。更远的地方，是隐隐约约的上川山岛的轮渡。脚下，海浪一个接着一个扑向岸边，激起一片片白色的浪花。
这个沙滩不太长，约有五六百公尺。沙滩两头是是岩石，岩石上长满牡蛎贝壳等寄生海生动物。沙滩上满地是各种各样的贝壳。我们贪婪地捡了一大包。有的像宝塔；有的像喇叭；有的像钻头；有的像刺猬，满身长满长长的刺；有的美丽似锦；有的洁白如玉。我挑了几个最逗人喜欢的洗净，保存起来。
到烽火角工地的第三天，仍然没有什么事，我们商量到海边去捉鱼。吃过早饭，我们一行几个人就从闸边走向了海边泥滩。海滩上全部是淤泥，开始穿着鞋还可以走，越往海边走越稀。到后来，无可奈何只有脱掉鞋子，再往里走，稀泥就没过膝盖了。
海滩的泥不比陆地上的泥，非常粘稠，脚在里面很难拔出来。大家边走、边说、边笑。都说这很像当年红军过草地的情景。其实怎能和红军过草地的艰苦相比呢。
中午，开始涨潮了。海浪接一个地扑向海滩，不一会，原来的泥滩都淹没在海水里了。
我们沿着海边走了很远，走过一个海滩又一个海滩，很有趣。原来准备抓鱼，但落了空，一个也没有抓着，脚上却被花了几个大口子，但没有出什么血。还是捡了不少贝壳，回到了驻地。
我们进驻台山广海烽火角，是要为当地开挖一条约5公里的运河，水闸已经建好，用途是控制海水倒灌。我们先行的目的是进行施工测量和放线。四月初，运河开挖正式开工，开始是人工开挖，。这一片都是冲积的泥滩，人走在上面不会下沉，但泥中水分还是很高，用15公分宽窄的专用楸可以插下去。将河道里的土取出后放在框里，挑到一百多米远的堤上用于筑堤。
1963年4月12日，我们测量完后，加入大部队的挑土行列。挑土已经进行到一个星期时，腰酸背痛，筋骨松散，走起路来，脚都拉不动。即使拉动了，也得咬紧牙根。肩头肿得像泡粑，每到最后时刻，连走路也不想了，只想有一瞬间的休息。不管有多大的疲劳，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1963年6月3日，天微微亮，和往常一样，匆匆地起床，洗漱完毕，踏着泥泞的小道，向工地进发。
工地上，有的单位已经干开了。我们到工地后，放下水壶，立马就干开了。昨晚下过雨，早上路很滑，挑了不一会的土就大汗淋漓了，衣服湿透了。不过这也是家常便饭，已经习惯于这种别有滋味的现象了。
早饭前，工地的南边上川岛天空上已经开始下雨了。一眼望去，昏昏沉沉，不一会，上川岛的影子被风雨吞没了。它不但淹没了岛屿，还铺天盖地地朝大陆—我们的方向压过来。
大家提心吊胆地吃完饭，雨，又迟迟不肯过来。不久，下起了小雨。接着，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脑砸下来，山川、河流、海洋、房屋一片朦胧。光线也暗了下来，雨点密密麻麻，像一根根银线挂在天上。接着瓢泼大雨倾盆而下，在地上掀起片片水花。低洼的地方很快成为水塘。雷声在头顶隆隆作响。地面上像抹了一层油，走一步滑一步。密集的雨林里，劳动并没有停止。战士们挑着泥土，像扭秧歌一样，在湿滑的路上扭着。这样大的雨。衣服一会就湿透了，雨水从头顶顺着鼻梁、脖子一直流到脚跟。水流到脚跟时，已经变成热水了。工地上的人，全部成了落汤鸡。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汗，哪是雨。
雨越下越大，沐浴着工地上的每一个人们。热气退了，但是战士们的热情没有减退。整个工地热火朝天。已经有人摔跤了。这样滑的道路，肩上还挑着一百四五十斤的担子，地下一滑，不摔跤才怪呢。
雨过天晴，道路依然泥泞溜滑，还是不断有人摔跤。火辣的太阳从云里钻出来，无情地直射着大地，一股股热浪又扑了上来。雨水没有了，汗水又多了。
今天上午，一连下了三场大雨。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但是担土施工从未中断。
1963年7月21日，台风降临烽火角，风力达10级左右。部队临时车库、炮库都吹塌了。我们的住房因事先进行了加固，未受损失。不少电杆和高压线塔都被吹倒了。
天上，风呼啸着发出隆隆的吼声在头顶盘旋。地上，树木弯着腰，低着头，发出哗哗的嚎叫，惊天动地；伴着狂风的是暴雨，气势磅礴。
台风一来，海潮也兴风作浪。仿佛一夜之间，海水增加了很多，海平面陡然上升。大片的海滩被淹没了，不少稻田也成了一片泽国，村庄进水，放眼望去，一片汪洋。
1963年10月，我们又转战广东省中山县斗门区的广州军区白蕉农场，进行围海造田。中山沿海海滩非常肥沃，生长的芦苇有近两米高。我们的任务是从岸边的采石场将毛石装在船上，运到指定海域，将毛石抛进一米来深的海水里，直到毛石露出水面。第二天我们再将拉着毛石的船开到昨天抛石的地方时，看见昨天露出水面的石堤已经沉入水下，然后继续抛石，直到石堤不再下沉。用这种方法，我们在白蕉围海造了上万亩良田。40多年后再回到白蕉时，已经找不到原来农场的一丝痕迹，全部变成了珠海市的开发区，到处是笔直的柏油路和高大的楼房。
在白蕉时，我们有一段时间，住到离大陆近一公里的白藤岛上。一天晚上，我们接上级传来的情报，说台湾今天晚上有一批国民党特务要再白藤岛登陆，上级命令我们事先埋伏，抓获或歼灭这股匪特。天一黑，我们全部都到岛的制高点，一字排开，埋伏在草丛中。晚上天一片漆黑，天上挂着星星，四周一片寂静。我们睁大眼睛，看着海面，注意海面的动静。直到天亮，也没有看见海边有人，上级传来命令，撤出战斗回营房。原来这股匪特在距我们几公里外的地方登陆，被兄弟部队抓获了。
1963年11月24日，我离开了这可爱的白藤岛，坐汽船回到大陆。看着白藤岛的山影徐徐向后移去，心潮滚滚。我记起毛 的一句词“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
我们在白蕉时，生活非常艰苦，每天都是划船运泥或毛石筑堤，天气热，太阳大，伙食差(采购副食品困难)。人显得很消瘦。
刚到白蕉时，没有煤，也没有柴火，煮饭靠烧稻谷壳，很长时间都是吃夹生饭，很多人都消化不良。这时连长焦正卿找到我，问我这个学建筑的有没有办法解决。
我到炊事班看了原来他们用的灶的结构，分析灶温度上不去的原因：主要是原来的灶的结构不利于通风。谷壳进入灶内后堆在一起，表面能接触空气的地方燃烧后，形成谷灰覆盖了未燃烧的谷壳，里面的谷壳接触不到空气，没有氧气助燃，就不能燃烧。经过几天的观察和思考，结合我以前的经验，提出了改造方案。改造方案是；在灶的入口处，设置谷壳仓，能装约十公斤谷壳，让谷壳可调节地、均匀地进入灶内，利用带一定角度的梯形篦子，使谷壳在灶内篦子上形成一层薄薄的燃烧层，便于和空气接触，燃烧完全，炉膛温度就上去了，燃烧后的谷灰自动滑落至炉底排出。经过几天反复试验，修改，原来一个小时也烧不开的一锅水，通过改造后十分钟就烧开了。试验成功时，已是凌晨三点钟，还有烟囱边上灶台面有一块未抹好水泥砂浆。我就将一只脚踏在烧开水后盖上的锅盖上，伸手去抹好后，想站起来伸一伸腰时，悲剧发生了。锅盖突然一滑，我的一只脚滑到了开水里。我一下从锅台上跳下来，迅速脱下袜子，袜子上沾了一层烫熟的肉皮。炊事班的人立即将我背到船上，送到白蕉的驻军医院住院治疗。
在医院里，我经受了从未有的痛苦，特别是每次换药的时候，钻心的痛。住了一个月，伤口才好了，但脚上还是留了很大的疤痕。
在住院期间，医院找到我，希望我给他们绘制一些教学挂图。他们把教科书给我后，我将插图按比例放大，然后制作成2号或1号图纸大小的彩色挂图，医院领导非常高兴。
受伤使我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也感到温暖和幸福。连队每次来人看我，都带来了首长的问候和鼓励，带来了全连战友的心意。
海边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有时候煮饭时发觉没有菜，就到附近海滩的水塘边，用盆舀干塘里的水，下去抓鱼，拿回去做菜。
1964年4月，我的入党申请得到批准，当连曾指导员告诉我这一消息时，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这年四月初，我回到太和营房，投入紧张的军事训练中。在训练中我根据计算尺的原理，试制炮兵射击诸元计算器，比人工计算表计算快了不少。四月中旬，又受团领导的指派，到粤北马坝师部教导队参加了测地集训和各团测地班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评比，月底才回到广州太和营房。
炮一师教导队测地集训留影 第二排左3为作者
五月中旬，我又回到海边围海造田工地。月底在祖国南海岸磨刀门海湾里，一个个方格式的围堤上的每间草屋里，都在进行着同样的动员：“同志们，据气象台通报，今晚有台风和暴雨，希望大家提高警惕”。这样的动员，在大家的耳朵里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所以大家不觉得紧张和奇怪。
风一阵阵的吹过来，由小变大，逐步变成了狂风。豆大的雨点倾泻下来，打在人们脸上针刺般疼痛。随后狂风呼啸，暴雨倾盆，海面急剧上升。突然停在堤边水面上的小船高出插在泥里固定小船的竹竿，被水冲走了。“船冲走了！。随着一声叫喊，大堤上指挥连的几间房子里立刻沸腾起来。随着一个个赤背的小伙子涌到房子外面集合了。“同志们，船被风刮跑了，现在我们把它抓回来”。虽然老班长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我们还是只能听见一点点声音。声音刚落，人们便扑通扑通地跳进水里，向小船游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国家财产受到损失。不一会，吹走的船都找回来了。
风越来越大，我们睡觉的草房好像摇篮一样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哗，一根竹柱子破了。我们在床上再也不能入睡了，都被竹子的破裂声和呼啸的风声、哗哗的雨声吵醒了。我翻身起床，检查每一根柱子，一旦发现紧急情况，好叫大家跑出去。
突然传来求救的警报，炊事班的房子危险。要每一个排派一个人前去支援。我应声冲向炊事班。
我一出门就差点被风吹得摔一跤，刚到炊事班，看见房子在狂风中摇晃，这时看见运输队的房子已经被吹倒了，还有三个人未跑出来。大家扒开倒在地面的草房的草屋顶，救出压在里面的三个人。东西全压在下面，来不及找了。
风狂叫着，雨点打在脸上像针刺一样痛。虽然穿上雨衣，但无济于事，全身照样湿透了。我们冒着狂风，硬是把炊事班吹歪了的房子支撑起来了。
回到我住的草房，不仅大吃一惊，房子也被吹得快要倒下去了。床上乱七八糟，每人扶住一根柱子，雨幕中，大家像像巨石一般，顶住了即将倾倒的草房。
堤两边的海水猛烈地上涨，从平时距堤面两三米涨到离堤面三四十公分了，靠海的南堤那边，巨浪一个接着一个，打在南堤的石头上，掀起几丈高的水花，然后扑向堤内。渐渐地，东堤缺口了，南堤缺口了，北堤也缺口了。浑浊的海水像头发疯的野兽，向堤内扑去，原来绿油油的水稻看不见了，四周一片汪洋。
风和雨越来越大，水面越来越高，部队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部队首长作出果断决定：立即向安全的地方转移。很快，我们背着武器器材出发了。带不走的东西，全部装在船上，任其漂流。
长长的队伍，顺着海堤向内陆的山边移动。脚下是一米来宽的泥泞海堤，两边是不断上涨的海水。一步一滑，艰难地撤退。风很大，雨点打在脸上像针刺一样疼。我们本来穿着雨衣，因雨衣兜风，但有人被风吹到水里去了。排长传达连首长的命令，全部将雨衣脱掉，我们就在雨中爬行，虽然雨衣脱掉，如果站立行走，仍然要被吹到水里。只好爬在地上，用手指抠进堤上的泥里，才不被风吹走。
后撤过程中，经过一个水渠时，水渠上虽然有桥，但不能过。人一上桥，立即被吹到水里。经过商量，由一名水性好的战士脱掉衣服，腰栓上麻绳游到对岸，将绳子拴到两岸大树上。我们就下水拉住绳子渡河到对岸。我们连电台班班长，已经生病几天了，但是撤退时他仍然争着背电台，到这个水渠时已经体力不支，拉着麻绳到水渠中间时，连人带电台一起沉入水中。待我们找到当地水性好的老乡将他打捞上岸时，已经没有呼吸，光荣牺牲了。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艰难的行军，来到一个村庄。休息了一会，由于海水还在上涨，我们又向更高的地方转移。
在炊事班的努力下我们在转移后的驻地吃上了午饭。
第二天，风停了，雨息了，我们回到原来的驻地。一看，房屋东倒西歪，东西遍地都是。一片灾后的苍凉景象。
1965年一月，我被提升为班长，晋升为中士军衔。随后又到马坝师集训队学习，二月集训结束，我又回到广州太和营房。
由于工作需要，65年3月7日，我由炮兵44团调到炮一师集训队工作了。我服从了组织的决定，3月7日下午4点钟到了马坝集训队报到。从此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个人的工作，根据需要总不能老呆在一个地方。我步入社会七八年了，调动的工作也不少。但没有比这次离开时对原单位那么留恋和难过。当六日那天和同志们分别时，我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是不能控制自己的的感情，直到到了广州，心情都一直很沉重。
为什么会这么难舍难分呢？是不愿意服从调动吗？完全不是。是我和原单位大多数战友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走的前一天晚上，班里的两个新战士为我的走难过得哭了，我安慰了好半天才止住，第二天早上，又送我到离营房一公里的公路上，我上了公共汽车，他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去。我和他们才生活了十多天，时间虽不长，但我们的感情却这么深。除了他们纯洁的品质、一定的觉悟之外，我们之间互相关心是及其重要的。从他们分到班里后，我分别找他们谈话，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军事技术，争取进步。生活上问寒问暖，晚上给他们盖被子。尤其是李天堂，年龄小，才离开家，缺乏生活经验，把他们当自己的兄弟看待。我关心他们，他们也关心我。晚上我站岗，他们就给我铺好被子，挂好蚊帐，使我也很受感动。
到师集训队后我被任命为当班长兼教员。教学员们军事地形学和炮兵测量两门课程。军事地形学我也是在集训时才接触到，有一些基本的了解。要讲这门课程，难度是相当大的。我只有边学边讲，认真备课，将平时的经验体会穿插进去，受到很好的效果。学员们都反映我的课好懂好记，得到肯定。
不久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我们部队抽调部分干部和预备干部参加地方的四清运动。我被选中了。
1965年9月5日中午一点钟，我们坐汽车从营房出发，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行军，下午四点过钟到达了始兴县城。在始兴县城学习九天，9月14日进入始兴县沈所公社，沈北大队，下河唇小队。
进村后，我被安排在一个姓谢的三同户家里。谢是一个孤老太婆，土改时的老根子（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对我们四清工作队员非常欢迎和热情。进村第一天，和社员、贫下中农们一接触，我的心就凉了半截。倒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复杂，生活艰苦，而是我讲的话，他们一点也听不懂，他们讲的话，我也一点听不懂。社员的情况，我一点也不能从贫下中农口里直接了解，有力使不上，像到了外国一样，真是急死人。
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两个青年会讲普通话，一个是记分员兼会计，一个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按照四清工作队的要求，在未审查清楚是否有四不清问题之前，这两个人都不能依靠。第一天，还有一个本地的工作队员和自己一起，心里踏实多了。第二天他有事回家去了，心里就茫然了。想做点事情或给三同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干点活，又不知道怎么干，干错了又怕影响不好。
第三天，接到公社的通知，社员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修公路，工作队员必须同劳动一起去。清早起来，吃完早饭后，谢大娘问我中午的饭是他给我带还是我自己带。但是我没听懂，只是点头。他又拿出一筐煮熟的芋头在我面前晃了晃，我以为他给我带芋头去吃。就使劲地点头。心想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谢大娘以为是我自己带，就没有带我的中饭（其实很简单，就是带一个约一斤重的熟芋头和一点咸菜）。
到工地干了一上午的活，到中午，社员都停下来吃饭了。也没见三同户谢大娘来喊我吃饭，自顾自地吃起来了。这时一个小青年过来给我讲，没有人带我的饭，叫我和他一起吃。我没有答应，因为他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怎么办呢，干脆走远一点。后来在另一段的四清工作队副队长过来问我带没有带饭，我说不知道。他又去问我的三同户，谢大娘说她问我，我说自己带。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后，和我一起去附近的饭馆解决了中午饭的问题（当时四清工作队员是不准下饭馆的）。
回来后，谢大娘来问我中午是怎么吃的。这说明贫下中农对我是关心爱护的，只是语言不通使他们也很苦恼。她跟别人说，讲话不懂害得她们好“苦”啊。
从此我开始了艰苦的学习当地语言的冲刺。我拿我们带在身边的毛 著作老三篇，请工作队副队长（当地干部）用当地客家话一句一句地给我念，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注音。把老三篇全部注音完毕，又把常用的句子，如你姓什么？你去哪里，在什么地方，吃饭了没有等等全部注上音。开会学习时，我就用注了音的老三篇读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听不听得懂。慢慢地，我就能和他们交流了，三个月后的一天，在地里劳动，附近一个生产队的社员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你们猜，结果，他们问我是不是旁边一个地方的人。说明我的客家话已经讲得比较地道了。广东的客家话非常复杂，相邻县的人讲客家话互相之间不一定全部听得懂；有时村与村之间，村东头与村西头讲话都不完全一样。
1965年9月19日大队进行贫下中农协会积极分子集训。这象征着大四请的高潮即将到来。也标志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现在开始了。
四不清干部利用我听不懂客家话的弱点开始活动。一天上午晒花生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给民兵营长邓文胜（四不清干部）的老婆讲：你们有什么问题要好好交待，主动交待。她说没有什么问题。我又给他讲，你要劝你的丈夫也要好好交待。她生硬地回答，各人做事各人当。过了一会，她就向另一个四不清干部讲怪话。好像我不该讲她似的。。我当时就批评了他。我说：你不要以为我不懂你们的话，你的态度要放好一点，老实一点。后来她就很小声讲，也听不清。还有一个四不清干部对我讲：“余同志，你们好苦啊，我们能吃花生（收花生时，边挖边吃），你们不能吃，我们能吃肉，你们也不能吃”。我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反应，四不清干部中的顽固派在采取攻心战术，企图瓦解四清工作队。我严肃地驳斥了他们的这种谬论。
经过七八天的调查研究，基本摸清我所在的这个生产队——始兴县沈所公社沈北大队河唇下生产队的阶级斗争情况。这个生产队和社会上一样，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富的通过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剥削农民越来越富。老实的，积极生产的贫下中农越来越穷。贫下中农们说得好：要不是搞四清，又要走回头路了。在这个生产队，民愤最大的是一个复原军人，共产党员邓文胜。贫下中农说他是这个地方的小老虎；是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干着国民党的事情；比过去的地主还凶恶。他是一个典型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他从复原到现在七八年时间里，干了不少坏事。经常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打骂社员、欺压群众。自他当干部后，经常添置家具、给他母亲买棺材、做寿衣；他住的房子用雪白的石灰粉刷一新；上边是白的，一米以下是水泥的，和一般社员的大不相同，还做了阁楼，焕然一新，像一座小小的别墅；霸占生产队集体的土地，蚕食贫下中农的土地；他是小队记分员，分稻谷时，自己挑了200斤谷只记100斤，社员提他的意见，他就大骂社员，使得社员不敢吭气，任他胡作非为，全生产队六七十人，被他打过的就有四五人。上至69岁的老人，下至六七岁的小孩，有时打得头破血流，那个69岁的老人被他打后不久便死去。他贪污盗窃队里的东西是家常便饭，年年如此。这人态度非常恶劣，62年赶走工作队，这次也拒不坦白交待，群众都要求斗争他。
开始群众发动不起来，主要就是怕他打击报复，怕斗不倒他，今后工作队一走，他就更嚣张，社员就要吃苦。群众反映他有双三权——党权、政权、军权和公社权、生产大队权、生产队权。就是说他是党员，经常利用党员的招牌，威胁、恐吓群众；他老婆是硬拉上去的现生产队长；他本人是现大队的民兵营长，手里有枪；他老婆的干姐是公社的妇女主任，有靠山。社员顾虑很大。
我们进一步发动群众，讲清他做了这么多坏事，早就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不够民兵营长的资格。今后生产队长也要通过社员选举，如果他老婆不能当生产队长，大家可以不投她的票。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群众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斗争的热情逐步增长，初步有了斗争邓文胜的要求。
1965年9月24日晚上，我们成功的进行了一次小战斗，斗争了态度顽固，拒不彻底交待的邓文胜和郭屋生产队的邓富有。斗争是成功的，群众的斗争热情是高昂的。这两个挂着共产党员招牌，干着国民党的事情的家伙，在已经发动起来的群众面前也不得不胆颤心惊。邓文胜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他干的坏事都交待得一清二楚，而群众是无事生非，无可奈何。其实这人一贯欺骗，盗窃成性。群众说他很坏，很狡猾。
昨晚群众的热情一直很高，从晚上7点过钟到11点过钟，到会的群众没有一个人打瞌睡，也没有一个人早退场。这说明群众对四清运动的关心。对四不清干部的义愤，对集体的热爱。
昨晚的场面，是我自解放土改运动后十多年未见过的。这是火热的群众革命斗争，
工作碰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个河唇下生产队里，干部不团结，生产队长不管事，副队长、会计同队长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社员自私自利思想严重。生产队长派工困难。
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开幕已经一个星期了。这个星期来，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贫协、干部和工作队都受到深刻的教育，特别是干部，学习了为人民服务和进行了“四忆”对比等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主动交待，自觉革命的人越来越多，革命声势越来越大。
期间，碰到一个问题。原来比较积极的贫协小组长李发球变得落后起来，开会不想来或者不是迟到就是早退，会上不注意听也不发言。后来了解到她家有实际困难，在帮他解决了这些困难后，他变得积极起来了。
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后，上级要求组织社员进行抢收。田里的稻谷已经成熟。可是遇到一连串的问题。首先是晒谷的问题，稻谷割回来一大堆，没有人嗮。理由是怕负责任，工分少。其次是割谷过程中有人割到好的，工分多，割到差的出谷少，工分低，有意见，互相之间不团结。我做了一些工作，晒谷的人总算派出去了。晒谷的人还比较积极，把粮食仓库也打扫干净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时天气又出现问题，一直是阴雨绵绵。秋收遇到这样的天气真是有苦说不出。谷子不收会烂在田里，收回来又会生霉发芽。窗外细细雨丝，内心万分焦急。这样一来，社员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几天，我都是整天参加劳动，虽然腰酸背痛，我仍然坚持。
一天天快黑了，我要点灯，正想划火柴，三同户谢大娘赶忙制止。她递过来一盏原来就点着的灯，把我的这盏灯点着了。开始我还莫名其妙，后来明白了，大娘是为了节约一根火柴。一根火柴有多大的价值?但它却反映着贫下中农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高尚品质。
又一天下午割禾回“家”，刚进门，谢大娘就急忙招呼：“余同志，洗身啊”。我一看，锅里烧好了一大锅热腾腾的水。顿时心潮翻滚。贫下中农对我们是多么关心啊！我有什么理由不加倍努力，搞好工作呢。
贫下中农鲜明的阶级观点和坚定的阶级立场，给我很大的教育。每当提起地主、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便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一提起旧社会，他们就滔滔不绝地给你诉说旧社会如何不好，新社会如何如何好。尤其是谈到日本鬼子，他们印象最深。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的铁蹄踏到了始兴县，鬼子一出动，他们就急忙四处逃生。鬼子回据点后，他们才敢回到家里。回家一看，东西被抢劫一空，猪、狗无一剩下。日本鬼子无恶不作，人们恨透了。他们在给我讲述受到日本鬼子欺负的同时，也兴奋地讲述当地人民和日本鬼子作斗争的动人事迹。他们高兴地说，那里打死了几个小日本，那里又打死了几个日本鬼子。沈北大队西边有个八一大队，当时这个地方的的人民组织起来和日本鬼子打游击，日本鬼子去都不敢去。他们这种对旧社会无比憎恨和对新社会无比热爱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1966年二月中旬，我结束了四清工作队的工作，回到师教导队。二月十七日，领导上宣布任命我为7030部队教导队书记（文书）。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当时心想这是党对我的信任，培养，是对我的鞭策。我只有更好的活学活用毛 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努力把工作做好，不辜负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期望。
两个月后，又接到调令，调我到师司令部作训科当参谋，随即到师下属的27团三营七连代职炮兵排长。通过代职，学习炮兵基层工作经验。
在花县27团驻地，通过和战士们摸爬滚打，学到不少炮兵基础知识，掌握了基层炮兵训练，演习，战斗的要求和规律。对自己的军事素养有很大提高。
经过三个多月的代职锻炼，七月十八日，回到司令部正式上任参谋职务。科长李换文，副科长李峰，给我安排了办公桌，分配了任务，参加了作战室值班。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学起。但是人年轻，时间多，除了吃饭、睡觉时间，基本上都用来学习了。很快掌握了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受到科长、副科长的快的和表扬。
约在七月底，又接到副科长李峰的通知，我被选送上北京炮兵学院。等开学前去报到。
早在这五月份，就开始有了文化大革命的迹象。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造反派头头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引发全国性造反运动。6月2日康生到北大支援聂元梓，赞扬其发表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街头巷尾，向什么走资派发动进攻，开始出现串联，红卫兵等现象。
8月13日午5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消息传来，万众欢腾，人心振奋。各部队敲锣打鼓向师党委送贺信、送决心书。整个军营锣鼓喧天。人们沉浸在欢乐和兴奋中，中国共产党万岁！毛 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震天动地。人们为党中央和毛 的英明抉择而欢呼；为党和毛 的英明、正确、伟大而欢呼。到深夜十二点钟，欢呼声还响彻太空，经久不息。
在作训科工作期间，由于自己工作做得不好，受到杨副师长的批评。原因是驻地附近的大塘公社发生山火，我一直没有弄清火场的具体位置，没有派部队去灭火，到今天早晨才弄清楚。使首长不能正确的下决心。早晨，听到县委报告说，在演山大队有我们的三十多个人，要我们派车去接。我当时未加思索，就向首长请示，幸亏首长及时纠正，不然会出现大问题。
文化大革命在八届十中全会后出现了高潮。开始，营房外的公路上经常走过一队队举着红旗的串联红卫兵。我们的汽车路过碰上请他们上车带他们一段，这些红卫兵还拒绝，说要经受锻炼。过几个月，出现了造反派，保守派。开始两派之间经常辩论，到后来就开始动武，从使用棍棒到用刀枪。没有抢怎么办，就到部队抢。到八月底，接到达中央军委命令，部队对造反派要求做到三不，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准开枪。造反派知道军队的‘三不准’规定，特别是有不准开枪的命令后，开始对武装部，军分区的部队驻地，军械库房实施抢枪，美其名曰借枪，而借枪是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捍卫伟大领袖毛 ，开始抢走的枪还打借条。到后来，野战部队和军械仓库也不能幸免。听说驻湖南42军的一个营房被造反派在凌晨冲进房间，把枪支弹药一抢而光，干部战士穿的军装也被抢走，战士们看见造反派拿走自己的衣服也不敢吭声，造反派走后，都穿着短裤出操，不少人失声痛哭。也有的奋然回家，说等形势好点再回来当兵。
9月下旬，师部首长得知附近的造反派正酝酿到马坝军区（当地老百姓对我们营房的称呼，营房呈东西向，长约一公里，南北有0.5公里，驻三个团和师部）借枪的情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布置师直及各团将枪栓及炮栓全部卸下，用塑料布包好，各自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埋起来，不能让造反派用我们的武器去参加武斗杀人。我们科负责师直机关和各直属连队的武器埋藏工作。事先，在1公里以外派出岗哨，监视抢枪造反派的动向，如果有人进入视线立即报警。天黑以后，派出特务连在营房前的大操场旁的菜地，将菜移除放好，挖了一个两米宽3米长，一米多深的大坑。将师直的所有枪栓用塑料布包好，全部放在里面，然后再将泥土填回，夯紧，再将原来的菜移回栽好，使人看不出土已经动过。埋完武器，已是深夜了。第二天，我们又去现场检查一遍，看不出什么破绽，才安心地回到办公室。我们几个参谋聊天说：如果有特务将大陆解放军都将枪炮栓埋到地下的情报传到台湾，这时候反攻大陆，解放军就没有办法打仗了。
由于害怕造反派抢枪，部队战士站岗都不敢带枪，特别是晚上，战士们说，没有武器，我们警卫的目标安全怎么办？开始，要他们拿一本毛 语录站岗，有人来了，就跟他们读毛 语录。后来考虑战士的人身安全，站岗的人拿一根木棒吧。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了将近半年，后来造反派抢枪的风头小了，中央也多次发出通知或警告，要文斗，不要武斗。当我们把埋在地里的枪栓、炮栓挖出来时，已经是锈迹斑斑。这时，战士站岗时才能带武器执勤了。
由于这时各解放军大军区机关，部队院校的造反派都在揪军内走资派，部队军事院校停办。我进炮兵学院的事情就泡汤了，我人生的命运从此改变了。如果我进了解放军炮兵学院，我的人生轨迹，肯定是另外一种模样。
标签： 一句简单晒幸福的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