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意之旅
文/老酷
“没有诗意，没有诗意……”
1987年的夏天，我静静地躺在大学的操场上自言自语，我用二十岁的怨言诅咒着可恶的生活，我的报怨跟那个夏天浑然一体。
那个夏天非常炎热，似乎每一股风都像是从一个大烤箱里发出来的，滚滚的热浪每一阵都能把人的皮肤烫伤。
铺着一张旧床单，我枕着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手里拿着一本《普希金诗选》。普希金的诗我读过几种版本，有戈宝权译的，刘湛秋译的，零散地还读过乌兰汗译的，现在我手上拿着的是查良铮的译本。虽然骨子里我喜欢莱蒙托夫甚于喜欢普希金，但是普希金不像莱蒙托夫那样阴沉，灿烂得正好适于让我东施效颦、装模做样，装模做样地把操场上的草儿拔掉一棵喂进嘴里，嚼成绿色的汁液，再蘸着它写诗。
那时的我是个狂热的诗歌青年，自中学时代起到那时，短短几年间，我已经写了几千首诗，在大学里有着“情诗王子”的绰号。我的几千首诗中虽然只有百分之一得到正式发表，然而我的高产又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我曾经创造过一天写一百首诗的纪录。所以虽然变成铅字的不过几十首，但在大学生里也堪称稀有动物了。当我在火车上遇到漂亮的外校女大学生时，我会忍不住跟人家搭话，互留地址，下车分手的时刻手痒痒得直想在人家散发着香水味儿的漂亮日记本上即兴赋诗，就像普希金当年所做得那样。
但在感情上我完全不像普希金那样随心所欲。整整两年了，我都在为一个名叫棠儿的美丽女孩发着热病，那种热病只能通过写诗来治疗，一如曾经流行一时的“放血疗法”。
棠儿是我平生见过的最美的女性之一。她美得恰到好处，如果她再丑一些，就不会给我青春期的灵感，并用写诗来博得她的欢心；她如果再美一些，就会美得让我奋不顾身，采用抢亲的方式跟她在一起。她美丽的程度，正好使我变成一个诗人，那是命定的事情。
棠儿是我高中时的同学，高一高二两年里，我们并不在一个班，但因为她是校花，我认识她，她也听语文老师读过我的作文。下课时，我经常看见她，像精灵一样在校园里走，跟女伴散步，谈天。一天看不见她，我就如丧考妣。那时我已经打定主意学文科了，而这位校花的未来方向，大家意见不尽一致，有人说她要学文，有人说她要学理。
我暗自祈祷着，她能学文科。
天遂人愿，经过了犹豫，她终于进了文科班，座位在我前面三公尺。我原来摇摆不定的诗歌偶像从此就定格在了她的身上，一如但丁之为贝尔德丽采写作。老师的照本宣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因为我的心早已被那些自己写的美丽而伤感的句子叮铃叮铃地充满。我天天悄悄给她写诗，有时候吃着饭就放下饭碗掏出钢笔。甚至在高考的前夜，我还发疯般地奋笔疾书到了凌晨三点。白色的帆船，白色的凉帽，白色的裙子，白色的雪，白色的风，所有白色的事物，都是我喜欢的意向。棠儿把我的生活全都涂抹成一片雪地般的洁白。
然而诗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如我躺在操场上，树荫也会随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一样。
我不知道诗意是什么时候开始消失的。
“没有诗意……”在操场上把自己躺成一截干枯的木桩，我嘴里这样喃喃着。
远处三三两两的情侣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向我走来。看见地下躺着一个人，他们就绕道而行。
浓浓的树荫泼在我的脸上，泼在我的身上，像一大瓢热水。我每读几首普希金，就要看一看棠儿的照片。那张照片我是夹在书里作书签用的，有爱情，有诗歌的日子，真的美好，美得让人想把黑色的墨水全都换成紫罗兰色的。然而这份美好正在消失，甚至她那张照片上的笑被我看久了，都有些脏。
棠儿非常喜欢我的诗，每当我厚厚的诗歌和情书寄到她们学校时，就能在她心中制造一阵小小的地震。我那些从操场上、从课堂上、甚至从闲聊中得到的灵感，为她提供了化妆品和时装不能提供她的快乐。夜里，当大家睡熟之后，她会悄悄点上蜡烛，躲在蚊帐里一遍又一遍地读。当我借来一个小录音机把那些诗精选了一部分，自己朗诵录音，然后把磁带寄给她时，她简直要乐疯了，“我爱你”三个字脱口而出。
那三个字在我心里开了一个日夜不停运转的核电站。
一个偶然的事件中断了我们的爱情。那时的我，心高气傲，面对世俗的、非诗的一切，我连冲他们咳嗽一声都不愿意——我舍不得让他们沾上我的细菌。这种性格，在大学里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上不得老师欢心，下不讨同学喜欢。加之经常迟到早退，旷课缺考，学习成绩连连下降，多门功课多次补考后仍不及格，多次面临被开除的危险。
对于被开除我是无所畏惧甚至求之不得的，除了朦胧的性冲动，渴望被开除是我潜意识里最主要的活动之一。因为只有开除我，我才能够没有心理负担地离开这个没有诗意的地方。
然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与其被动等待他们开除我，不如我先发制人主动开除它！
那个闷热的下午，退学的念头一直在撩拨着我。假如退学，不仅可以寻找诗意，还可以保留体面。
我退学的冲动遭到了所有人的激烈反对。然而去意已决，假如不能诗意地栖居，何不诗意地旅行呢？哪怕一次诗意地逃亡，也比呆在这样一个太平间似的所谓大学里浪费生命好。
那是我第一次沦为人民公敌。朋友跟我绝交，同学把我当成疯子，甚至班上那个给我写信就像我给棠儿写信那样点着蜡烛夜以继日的女生梅子也不再理我。梅子中学学的是俄语，她也喜欢普希金。在离开大学的那天，我在校门口遇到了梅子，远远看见我，她像看见一个无赖或者一个麻风病人一样，拐了一个弯，拐到楼后面去了。她虽然没有捂起鼻子，但是我仿佛看见她的鼻子上放着一只小白手。梅子躲得那样训练有素，让我震惊了许多年。
相对于梅子，棠儿给我的震惊更多，她甚至像米尔班克小姐当众嘲弄拜伦一样嘲弄我，我的爱情之船还未见到大海，就在她的唾液中沉没了。
注定有更多的诅咒，注定有更多的唾液。在故乡，我的遭遇还不如在大学，一个远离故乡在外奔走的人，假如不能荣归故里，最好就永远不要回来，老死他乡，或者不知所终，都比大败而归好。
当年耶酥都有过这样的感叹，何况是小小的我？在故乡的山村里，我没呆多久，就又亡命天涯了。
好在有诗，诗仍然不遗余力地给我制造着想象的快乐。在初恋时它引诱我，在失恋时它又抚慰我，让我突发奇想，把给棠儿写的那些诗精选几十首，印成一本小诗集。我找了家打字店，把那些诗命名为《初恋的回声》，打成蜡纸。然后自己借了个油印机把它印出来，我骑着自行车，把那一大堆按页分好的纸送到一家小印刷厂，请工人们帮我装订。
那几百册散发着刺鼻油墨气息的毛边诗集为我赢得了一系列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我把它们拿到大学去举办诗歌讲座和朗诵会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命运的路标在前面出现了，模模糊糊地出现了。
一个同样爱诗的女孩小娇向我投来了地下党员接头暗号一般的目光。跟棠儿的俗气和做作截然不同，小娇的高标遗韵是与生俱来的，她几乎快让我动用一直舍不得动用的“同类”一词来赞美她了。她错字连篇，写的文字中有种蹩脚的力量和笨拙的美。几个月后，我们相爱了。
那些诗还为我在一家杂志社找到了一份临时编辑的工作。这家杂志事实上早已倒闭，但是对外秘不发丧，有个骗子拿了一千元就搞定了它：花五百元送给原来的主编，获得它的承包权。再花五百元刊登招聘广告。几天之内，应征者上千，他一人收十元钱报名费，轻而易举地敛财上万。我也是应聘者中的一员。这些内幕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在那家骗子杂志社里编稿、改稿，同时还四处活动出诗集的事情。
一本粗糙的油印诗集在两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里都能卖出几百本，假如能够正式出版，在全国的销量就不可限量了，这是我的看法，也是一些不得志的诗友们的看法。我找到了宁夏出版社，一位同样写诗的老编辑法外开恩，答应给我一个自费出书的机会。在那时，自费出书的机会也是不多的，尤其对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甚至连作协会员都不是的毛头小子。这一切自然不可能无偿提供，我得自己拿出五千元，用作书号费、印刷费、编辑费，中间还包含一千元好处费，是给编辑个人的。这笔费用他没有对我明说，但是善解人意的我，不可能听不出其中的暗示。只要我能拿出五千元，他要么就地取材，要么外地找人，一定能帮我搞到书号。
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摆在眼前了，可我却无法充分利用。因为养了个不争气的诗人儿子，我的父母多年都抬不起头来了，生活更是日益困难，我人多势众的亲戚更不可能为我垫付这笔钱。而凭我自己无法按月发下的工资，什么时候才能攒够这么多钱呢？正在我绞尽脑汁的时候，事情又有了转机。我做临时编辑的那段时间认识了一位老先生，这位在新疆，也写诗，他多次给我来信，强烈表示了赞助文化事业的意向。天下竟有这样的古道热肠之人，实在让我敬佩得垂涎三尺。
大年初一，我坐车五十多小时到达了乌鲁木齐，下车后又冒着大雪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下午才在一个农场找到他家。他是在两间类似于工棚的阴暗小屋里接待我的，小屋子里住着他，他爱人，还有他差不多跟我同年龄的女儿。看到我不远万里赶来，老先生非常高兴，当即吩咐他爱人出去，专门为我买了二斤猪肉。吃着大肥肉，喝着劣质酒，我们相见恨晚，海阔天空。老先生的诗歌虽然没有一句能读出诗味来，但是写得工工整整，朗朗上口，我读了一部分就对新疆的风土人情有了个全面的了解，什么博格达峰，什么赛里木湖，什么帕米尔高原……假如不是时运不济，他差不多可以达到写进中国新诗史，跟郭小川并驾齐驱的水准了。
在那些诗稿的后面，我看到了几个印着红字的牛皮纸信封，都是外地一些市级地区级杂志社寄来的。老先生说，你可以打开看看。我打开一看，全是些盖着大红公章的感谢信，原来这些年里，老先生已经多次给多家杂志社提供过赞助了。老人生活这样清苦，却如此热爱文化事业，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在我心目中，身着劳动布工装的他，差不多就是个活生生的圣徒了。在他答应给我提供五千元出书费用的时候，我差点儿落下了没出息的眼泪。我在想，等我的诗集畅销、我挣了大钱之时，一定好好帮他一把。
关于那笔钱，他是这样告诉我的，他借给别人了，两个月之后收回来后马上寄给我。
我兴冲冲地返回了杂志社。老先生接二连三地给我写信，给我寄诗，一寄就是好几十首，其数量、其声势比我投稿的力度还大。他又是让我帮着发组诗，又是让我写编者按，又是让我帮他女儿找工作，把我围追堵截得应接不暇。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可是他的诗我实在不敢恭维。至于他的女儿，我更是无法安排——连我自己都是自身难保呢。
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由于那个承包杂志社的骗子东窗事发，被公安局刑事拘留。原来的临时编辑们也都如鸟兽散，我落得连个固定通信地址都没有了。那笔借款，也就不知下文了，或许已经寄出，却被那个交钱保释出来的骗子截获了？不得而知。
我又流落到了另外一家杂志社，名为编辑，实为推销员。为了推销他们的那本通俗杂志，我远走东北。杂志一本也没推销出去，但是我发现了一个新的机会。东北到处都在卖一种“吉普赛扑克”。那种扑克既可以用来当普通扑克玩，也可以算命。五十四张主牌上，密密麻麻印着一些不合文理的字，还有几张副牌，副牌上面有一些镂空的洞。把副牌和主牌放在一起，把多余的字盖住，那句提示命运的话就从那些洞里显示出来了。
那些洞里出现的文字似乎在提示着我，应该从商业入手，曲线救诗。
“吉普赛扑克”，这东西在宁夏从未出现过。我是第一个把吉普赛扑克带到宁夏的人。几个朋友看了那扑克，爱不释手，竟然想掏高价从我手里买。我又拿着它去几家商店，我说我手头有大量的“吉普赛扑克”，他们可不可以进一些？他们非常感兴趣，当即就要进货，我说回头送过来。
我暗暗算了一下，从东北进一副扑克只要一块多钱，而在宁夏，我却可以按五六块批发出去。只要贩运一千多副，我就可以稳赚几千元，出书的经费问题岂不迎刃而解？如果不够，再跑一趟就是了。
我风风火火去找一位亲戚，他仔细看过那副扑克之后，赞许地点了点头：“你比外公还精！”
他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我的外公也是白手起家，后来成了全县首富。如果不是五七反右，也许我就不至于落这么个下场。
用那位亲戚借给我的那两千元，我贩运了几箱扑克回到了宁夏，虽然一路上又是被罚，又是被扣，又是被骗，还差点被抢，最后还免不了赔着笑脸给列车员们一人送一副扑克，但我毕竟把货带回来了。我顺利地把那些扑克批发出去了，亲友们都愿意当我的经销商，从中挣点差价，而我，何尝不乐意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呢？
我没有想到的是，收款成了那半年里让我大为头疼的问题。无论亲友还是商店，虽然都急于做这笔生意，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现款结帐，只能代销。一代销麻烦就来了，一把扑克拿到手，那些亲友们也就不易找见了。货款断断续续地收，断断续续地花，花了半年时间，我才把最后一笔货款收了回来，至于进了货就马上搬家的商店，那些拿了货就彻底失踪的“朋友”，只能忽略不计了。
我算了一笔帐，收回来的钱除了日常开销以外，只比投入的本钱多出一丁点儿。而且，倒楣的是，那笔钱未能用来出书，也未能用来还帐，因为那年正好小娇毕业要跑工作，我弟弟高考落榜要上自费，那些钱就被他们用掉了。
后来我又找过工作，但只短期地在饭馆端过几天盘子，在一所学校烧过几天锅炉，生活，基本上跟诗歌无关。
1989年冬，小娇的生活基本稳定了，我就去投奔她，当起了她的家属。整整四年，我们靠着她一个月不足一百元的工资，这一百元是如何维持了我们吃饭、读书、写作、做爱、争吵，以及削尖鼻子寻找机会的，我至今都无法想象。
1993年，我们自费出版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诗集，书名是《单人牢房》。五千册书，很快售完，其中许多作品还被《读者》和《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小娇还因此上了中央电视台，并因此从我身边扬长而去。
小娇后来的生活都跟这些诗歌密切相关，尽管那些诗中的百分之八九十都出自我的手笔。她后来像贾岛那样硬挤牙膏、像余秋雨那样文化苦旅、像李叔同那样谈禅论道、像我举不出来名字的某些可敬的慈善家那样乐善好施，都与此密切相关——她是我所见过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把生活与诗歌完美结合起来的人。
另外一个把生活和诗歌结合在一起的人自然是我初恋的那个棠儿。前年回老家时，听说她两次离婚，因为在官宦人家找不到诗意，她只有出走。她生性浪漫，是为诗意而来到人世间的优良品种，于是她进入了第三次婚姻。她仍然在写诗，在书店里，我见到了她的一本印刷精美的诗集。中间印着一张照片，那美丽的微笑宛如大一女生，宛如我十六年前在操场上看到的那张照片，只是她的个人简历做了些小小的修改——她是1967年生人，但在诗集里，却变成了1972年生人——也许是我的记忆背叛了我。
后来的我变得更加俗气，几经周折，后来还是以写书为生，但从不敢自称“作家”，更不敢自称“诗人”，因为十几年以来，我再也没写过一首诗，更没出过一本诗。
俗人自然免不了斤斤计较，我按着电子计算器算过一笔帐，我当年写过的那五千首诗，总共换得稿费二百五十元，平均一首诗只值五分钱。
“没有诗意，没有诗意……”
二十岁时，我报怨和诅咒生活，在经历了种种远远超出我贫乏想象力的打击之后，我连报怨和诅咒的力气都荡然无存了。
而我爱过的人们，永远活得那样富丽堂皇，活得那样有滋有味，当我在乡间面对苍白的太阳无话可说时，她们可以在天空中诗意地俯视我：不论棠儿，还是小娇。
标签： 诗意的句子
